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我国教师的公众声望降低，绝不是来自于他们的收入高了而引发社会其他群体的不平衡心理。前几天媒体公布的高收入榜，高校教师赫然入列，但这个结论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教师收入存在的严重分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虽然近年教师收入有所增长，但跟其他掌握社会优质资本的利益集团相比，教师的收入增长率算不了什么。即使我们的穷人再“仇富”，也不会眼红教师的工资袋。

那社会对教师的不满来自于什么呢？

我认为，除了我们对教师寄予一种道德期望，觉得他们天然就该崇高，应该回避铜臭这一传统认识外，教师作为教育改革和教育高收费的既得利益者，尽管获取的收益份额有限，却在替教改引发的社会负面问题受过。因为在公众看来，教改和教师，就是一对利益共同体，而制度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公众需要一件实体，来发泄对教育体制的不满，教师很不幸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如果教师只是在安享垄断式教育资源带给他们的福利，也许不会招致太多的社会批评。但是太多的实例表明，一些教师作为教改的受惠者，太急于借助教育体制内的优质资源捞取利益了：某些教师不但在校内充当教育乱收费的摇旗呐喊者，更充分挖掘自身的教育优势，私自在校外办班，走穴，充当私人家教，这其实已经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是在间接地制造教育不公。他们致富的空间和机会越大，学生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这其实才是公众对一些教师不满的真正原因。

社会在发展，君子也无需“固穷”。没有人希望老师穷，老师穷是我们这个越来越重视教育的社会最不愿看到的事情，但我们更不愿看到的是，为了钱，在我们的心目中地位高高在上的老师连“教育”这两个字的本义———传道，授业，解惑———都忘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本身。所以，与其说教师的声望下降，不如说教育制度本身有负民心。我们希望老师富，但更希望是合理的制度让老师走上富裕之路，而不是像其他靠资源垄断的社会既得利益者一样，得意洋洋地侵吞公众利益。作为安贫乐道了几千年的教师，何妨不要在市场面前表现得太心急？在我们的市场秩序建立过程中，在先富与后富的心理博弈中，一些教师能不能恪守一点师道的尊严与美德，不要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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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斌余属于当代中国最低下、最无助、最微不足道的民工阶层。

    这个阶层为中国最近二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为我们经常在世界面前炫耀的“现代化”作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却又毫不在意的巨大的贡献；然而，在这个巨大的成就面前，这个由一亿多人组成的阶层，仍然微不足道地蜷缩在我们越来越现代化的生活中——

    他们像羊群一样拥挤在火车上、汽车上，火车站、汽车站，他们被许多并不比他们聪明、更不比他们为社会付出更多血汗的城里人像吆喝牲口那样的呵斥，像驱赶羊群那样驱使；他们背负着简陋包袱，紧张地、绝对虔诚地遵守着那许多他们刚刚接触到的法纪；也同样紧张地、绝对虔诚地服从那许多违法的指令、指挥。他们默默地服从、服从，带着低人一等的谦卑，忐忑不安地来到我们这里；

    他们来了，丢弃了土地，抛下了妻儿老小，但却满带着虔诚和惶恐，满带着不怕吃苦耐劳、不怕作牛作马、不怕流血流汗的决心；

    他们来了，如此的茫茫然，却又如此决断地走来；因为，他们心中都带着一线希望——希望那许多茫然、那许多冷眼、那许多屈辱、那许多流血流汗的日子之后，能给他们的父母、子女，或者弟弟、妹妹，换得哪怕最低微的生活改善。

    他们像一群灰色的生物，在烈日下、在风雨中，用他们粗糙的手让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我去过那样的工地，我询问过，那些每天10多小时，在这儿流汗劳作的人中，可有城里人？回答是，没有一个！

    晚上，他们蜷缩在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工棚里，一群一群地挤在一起，忍受着高温、蚊虫和肮脏。那样的环境，肯定比不上北京、上海的动物园；民工的生活条件肯定比不上动物园里动物的生存条件（当然，我比的是普通动物，而决不敢与熊猫、大猩猩那样的尊贵动物相比）。

    这种工棚甚至不能遮风挡雨。今年8月，台风“麦莎”在浙江登陆，对上海的影响不大，却仍然将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简易工棚被刮倒，将两名农民工活活砸死。

    这几年，上海每年都有工棚被刮倒，每年都有农民工被砸死的惨剧发生：2002年7月“威马逊”台风吹倒上海浦东一工棚 5人死亡44人受伤； 2003年9月2日，台风“杜鹃”来临，上海再次发生狂风刮倒工棚的事故， 工地上25个民工伤亡。

    死的都是农民工。其实上海经历的这几次台风，都不是正面而来，所以我们没有对它们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甚至没有听说台风给上海造成了灾难；然而，他们却死了，默默无声地死了，没有追悼、没有对责任的追究、没有遗体告别仪式，他们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遗容，他们的死亡只在小报的一个角上留下几个冷冰冰的数字。

    他们像动物一样钻进矿井，为每月几百元卖命。笔者见过不到一米高的坑道，农民工要将椭圆形的安全帽横过来戴，才能爬进去工作；民工说，“这种地方连狗都不敢钻进去！”

    狗都不敢进去的煤窑，他们钻进去了，用截短了的工具挖煤，为我们的GDP作贡献，为我们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创造更多的暴利！

    这是卖命的钱，雇佣双方都很明白这一点——矿主即使明白这是带血的煤块，也还是要的、还是敢于买命去挖；农民工即使明知要挣到这区区几百元钱，可能丧命，他们还是卖命地挖煤！

    于是，他们双方就签下了生死文书！

    可是，这命是那样的不值钱！笔者亲自见过一位四川农民工与煤矿老板签订的用工合同。其中涉及安全部分是这样写的：“在工作中所出的一切事故，由乙方（农民工）自己承担责任，如死亡，甲方负责给乙方家属赔偿人民币一万元”

    这张生死契约是笔者在新疆采访时见到的，时间是1998年。

    今天，在政府干预下，农民工的命钱已经涨到了20万，可他们的血汗钱却没有涨；尽管这十年，物价至少翻了两番，公务员的工资至少增加了四倍，可中西部的农民工每月挣到的仍是十年前的四五百元，千里迢迢来到沿海的，也只有六七百元；而且，这点微薄的血汗钱常常拿不到手！

    这是为什么啊？我们的GDP增长不是连续十多年世界第一吗？我们的税收不是连续多年二位数增长吗？我们的各级政府不是越来越富起来而大兴土木，把一个个衙门修缮得那样气派、那样的现代，那样的前所未有，那样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相比之下，许多一流富国的政府部门倒显得简陋、小气，甚至穷酸了……

    可是，富起来了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让一亿农民工受益？

    还有，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已经从当初的万元户变成了亿万富翁。他们买奔驰、买宾利，他们有魄力拿出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来摆平一切靠法律不能摆平的事。

    他们不仅暴富了，而且还当了委员、当了代表，他们今非昔比了，鸟枪换炮了；什么都改换了，但就是不愿意改一改农民工的生存和生产环境，就是不愿意将用血汗和命拼来的暴利，分出来一点来提高卖命钱！豪宅变成了超级别墅，可工棚还是那样的简陋，还是经不住风雨；相反，暴富使他们有了一掷千金的气势：吃喝嫖赌，行贿、收买权力；今天，他们已经不再是唯唯诺诺地跟在权力后面沾点儿小便宜的万元户；现在，他们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在暴利面前，他们胆大妄为，决不手软。可以这么说，今日中国许多对民众的偷窃和抢掠中，他们已经超过了权力，成为许多悲剧的导演，成为无数次作恶的主体——

  　——他们敢于将种田人从农田中赶出去，甚至不让他们收获马上就可以收获的庄稼；

　　——他们收买黑恶势力，殴打胆敢不给他们让出地盘的搬迁户，敢于把还住着人的房顶掀掉；

　　——他们敢于让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在非人的环境里干上一年而分文不给；

　　——他们敢于用一两万元，就将死在矿井里的农民工家属打发了、私了了；然后花点小钱封住权力和媒体的口；然后再次招工、再次让农民工爬进狗都不敢进的煤窑，给他们运出带血的煤……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富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暴利了，而农民工的血汗仍然如此廉价的原因！

    即使是这么廉价的血汗钱，仍然常常拿不到手！我们知道这区区几百元、几千元是如何挣得的；而且，还有霸道地呵斥、打骂（用黑社会的方式殴打讨要工钱的民工的事还少吗？），还有那种像对待猪狗一样侮辱和逼迫（冷眼、辱骂、停了伙食、赶出工棚！）于是，他们只好用自己的命去追讨自己的血汗钱，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幕幕跳楼的、自残、自杀的悲剧。

    可是，那种乞讨式索讨，那种自残式的抗争是无力的，农民生命是不值钱的，他们无法靠哀求和自伤自残打动那些因暴利而变得更加贪婪和残暴的人；也无法打动那些拿了红包而吹黑哨的裁判；在最初的那种无济于事的关切之后，我们不是听到有人将农民工用命追讨血汗钱的悲剧，叫住“跳楼秀”吗？

    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像人一样活下去？

    他们的选择只能非常简单：要么像牲口一样生存，任人侮辱、任人驱使、任人宰割；要么，做人——但不是做有教养的好人、不是做具有法律意识的现代人，而是去做带着人的愤怒和尊严去对抗法律的坏人、罪人；他们对抗法律，是因为法律不能保护他们……

    王斌余选择了后者——瞬间的愤怒和勇气使王斌余放弃了逆来顺受、放弃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他选择了做坏人、做恶人、做杀人的人！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成了连杀四人的杀人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啊！

    这个小人物所酿成的悲剧震撼了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国关注着王斌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这个小人物的生死表示深刻的焦虑和忧伤；赦免王斌余、营救王斌余的呼声铺天盖地地在网站呐喊出来，2005年9月，刚刚从“超级女声”的狂醉中清醒下来的中国，几乎以同样的激情念叨起王斌余的名字……

    谁说中国人缺乏悲剧意识？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呼吁对王斌余的救助，尽管这是绝望地呼吁，但人们还是竭尽全力，因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看到了王斌余的无助、绝望，看到了他身后有一亿个生命和灵魂正经历着类似的生存经历……

    这的确是一个悲剧，它让一个弱小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一个被剥夺的小人物，拿起刀来，剥夺了另外四个人的生命！

    我们说这是一个悲剧，还因为它居然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对一个连杀四人的凶手表示同情和声援，它使中国人在人道和残暴之间选择了无奈地残暴；在凶杀和被害之间违心地选择了凶手，它使我们的法律和人道精神都受到严峻地挑战……

    但是我们仍然要呼吁对王斌余的赦免，呼吁法律能保留下这个弱小的、绝望的生命，因为，在王斌余身后有一亿人的苦难和希望；四个人的生命诚然宝贵，但一亿人的苦难更不容漠视……

    这个悲剧还没有拉下它的帷幕，而且由于有了更多的老百姓参加进来，这幕悲剧无疑将成为历史事件，就像那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的死亡，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样，这个叫王斌余的农民的名字必将被历史记住。

    历史还将记住，2005年9月，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了拯救这个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最后被迫以极端的方式夺取自己做人的权利和尊严的王斌余，焕发出如此震撼人心的人道力量——为了人，尤其是为了那些像动物一样活着、像羔羊一样任人驱使、奴役而没有任何手段捍卫自己生存权利的人！

    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还引起了一些法律工作者的高度关注，法官站出来了，律师站出来了，他们从法律的角度为王斌余说话，希望能救他一命——

    石家庄的一个法官说“如果仅考虑杀的人数，不考虑杀人的起因和动机，不考虑自首情节、不考虑悔过程度、不考虑日后的社会危害，甚至不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显然是欠妥的。如果听命于某些行政首长，更是法官的悲哀！”；

    北京的一位律师公开表示，要为王斌余免费提供法律援助。这位律师认为王斌余“罪大、但不是恶极”，因此他将率他的“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同仁为王斌余免费提供法律帮助，希望能联系到王斌余的家人，在二审为王斌余提供辩护。”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知识分子，尤其是著名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而对这幕悲剧，知识分子应该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人，都更有责任发出声音——如果他具有对人民苦难的敏感和同情，如果他承认良心的至高无上，如果他敢于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仗义执言……

    今日的中国，可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

    1866年，俄国士兵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了军官的耳光，被判死刑。为改变这个不公正的判决，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四处奔走，并亲自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虽然希布宁最终被枪决。但托尔斯泰毕竟将刽子手钉在耻辱柱上。托尔斯泰在“希布宁事件”中所焕发出来的道德良知力量，有力地影响了整个俄国社会——权力受到了公开的挑战，而站在弱势人民一方的良知则受到鼓舞。从此以后，对死刑和司法不公地揭露、抗议始终贯穿在托尔斯泰的著作里。

    王斌余案件无疑是对法律和人道精神的一次挑战，是对我们农民工政策的一次拷问；同时，也是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道德和良知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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